皇城根下的新式聚会

[杜平]　(2008-08-01)

　　北京作为王朝都城的历史已逾700年，“朝”起“朝”落，阅尽沧桑。从元朝至今，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无数次相遇，当中还有激烈的碰撞，不仅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部分，而且也演绎着中西之间相互观照的视角。

　　再过几天，奥运会就要开幕，近百个国家的首脑、2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将在这里相遇。虽然是体坛盛事，但本质上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再次聚会。它以新方式和新内涵延续着历史，同时也昭示着中国和西方未来如何交往的趋势。过去几百年，中西方在皇城根下相遇的故事漫长而复杂，笔者试图从最简单的故事开始，借助奥运之机，回味过往，窥测未来。

历史上的种种碰撞

　　在美国崛起之前，“西方”的概念就是欧洲。最早进入北京城的西方人有两种，一是商人，二是传教士；前者是要寻找商业利益，后者是要传播精神信仰。至今为止，这是西方世界与中国交往的核心目的，也是核心内容。

　　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是否到过北京，一直存在争议，但在达伽玛开辟了通往亚洲的海上通道之后，葡萄牙商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捷足先登，并且为了谈判贸易而向北京派遣了使臣。这次相遇并不顺利，最后以发生冲突告终。由于葡萄牙水手殴打中国官员，朝廷在一怒之下把葡国使臣当作犯人押出京城。

　　紧随商人之后，传教士接踵而至。有些在沿海或内陆地区东西辗转，有的则获准在皇城根下长期逗留，其中最有名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苦心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最后总结出在中国传教的最大经验：只有让统治阶层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地皈依天主。

　　此后几百年，直到今时今日，西方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思维依然如是。比如让北京主办奥运会，并非单纯是为了体育，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最终成为“他们”的一员。

　　有幸进入紫禁城的第一个西方人是谁，笔者暂时无法查考，但相信德国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应是最早者之一。

　　汤若望继承利玛窦的衣钵，把宗教信仰包藏在文化和科学的外衣里，并且试图从崇祯皇帝开始，自上而下地普及天主教。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汤若望先费尽心思地把伽利略的《远镜说》和德国冶金巨著《矿冶全书》译成中文，接着奉召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然后又奉命为朝廷制造火炮。如此日复一日，使之不堪重负，几乎无暇顾及向中国传教的正业。

　　清兵入关之后，汤若望又很快获得清廷的信任，据说与顺治皇帝私交甚笃。在1656年至1657年间，顺治帝亲临汤若望住所达24次之多，天文、治国和宗教无所不谈，但却始终未能使顺治皈依耶稣。相反，在不知不觉中，传教士反而被朝廷转化，最后臣服于中国皇帝。

　　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为初衷，以归附中国朝廷或权势阶层为结局，这是很多西方传教士所遇到的相同命运。就如同汤若望，所有人当初都是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但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不知所措，所有的抱负和理想都在现实中消磨，乃至失去了往昔的传教热情。

　　沿着历史的轨迹再看眼前的现实，中西交往中的这一演变逻辑显然还在延续，看上去一脉相承。在整个西方世界，很多人都把中国作为“传道”的梦幻之地，不只是传播宗教信仰，更是推广其政治思想。他们和前人一样，虽然屡遭挫折，但却百折不挠。

宫墙之内新老帝国相遇

　　西方国家向北京派驻使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初年。最早的外国使团来自荷兰、葡萄牙和俄罗斯。到了十八世纪初，罗马教廷也向北京派遣了使节，目的是要澄清有关祖宗朝拜与孔孟之道的理论性争议。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已纷纷派驻使团。虽然是主权国家的使臣，但从紫禁城俯视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因此，即使是外国使节，也得向中国皇帝跪拜。当时，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外交礼仪，但为了现实利益，这些使节都不得不低头称臣。结果，中央帝国的自我优越感更加膨胀。

　　当时的世界，哥伦布和麦哲伦早已完成了环球航行，哥白尼和伽利略也获得了重大的天文发现。原本处在世界中心的中华文明，其地位已开始动摇；中国和“蛮夷”之间的文明优劣态势，正经历着深刻的移动和错位。只是紫禁城内无人知觉，依然陶醉在天朝的美梦之中。

　　而那时的北京，自然也已被世界主要城市抛在后头。在很多西方人眼中，除了高大的宫墙和美妙的皇家园林，其他似乎都不值一提。当时有一位葡萄牙外交官这样描述：凡是听说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认为它和里斯本、罗马、巴黎一样宏伟，但进入这个城市之后，才感觉就像来到葡萄牙最贫穷的村庄。所有的房屋都很低矮，因为不得超过宫墙的高度，而大部分墙壁都是土坯，很少用砖砌成。整个中国其实都是这样。

　　高大的宫墙和皇家园林，正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相遇时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地方。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很多悲惨的景象都发生在宫墙之内。从宫墙之内，西方人更清楚地认清了高墙之外中华帝国的虚弱衰败之态。而此后几十年，这种虚弱衰败之态一直没有改变。

　　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政权的神秘感和困惑，一直主导着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和对待中国的态度。1972年，美国总统尼逊（尼克松）进入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成为第一个从宫墙之内审视中国社会的西方最高政治领袖。一个是没落帝国的继承者，一个是崭新帝国的元首，两者之间的聚会不仅历史性地凸显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且还使这个封闭的帝国从此慢慢走出孤立。

　　尼逊的那次访问发生在北京寒冷的2月。访问团在长安街上穿行时，死气沉沉的景象使首次抵达此地的美国人十分惊诧。随行的国务院官员霍德里奇这样描述：“我掀开汽车窗帘窥视北京，看上去几乎就像是一座鬼城。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在缓慢地移动，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好像是文革斗争留下的疲劳之态。”

　　如今的北京，早已不是那个被夸大形容的“鬼城”。最近30年，外界关于它的各种描述和评论不只是汗牛充栋，甚至还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论是好是坏，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任何人都无需掀开汽车窗帘去偷偷地窥视。

　　但是，在热热闹闹的奥运聚会中，人们若能够稍微回味一下它的过去，回溯一下它与外部世界种种相遇的故事，我们也许就能更清楚地知道，它究竟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