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安享晚年，还是以备不时之需，累积储蓄都是我们人生规划的重要部分，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花了超过5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如今独有的储备金体系。到底当中有何玄机？“一人一半”的制度是如何确保我国“生财有道”，造福子孙后代？
李显龙总理日前接受英语电视频道CNA访问，解码新加坡的储蓄之道。
1. 储备金里有什么？钱存在哪里？
简单来说，我国储备金涵盖金融和实物资产——现金、股票、债券、私募股权投资和其他金融工具，以及土地和建筑都包括在内。
李总理说，如同一个人走投无路时，变卖典当来套现救急，这些资产可让新加坡在有需要时，通过转换、出售、抵押等方式，兑换现金使用。
储备金主要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以及淡马锡管理。
金管局和GIC手上有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等；淡马锡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旗下有可转化为资金的公司；另外还有公积金存款，也就是新加坡人的储蓄。
土地大多由裕廊集团掌管，包括大片的工业区和待开发的土地。建屋发展局则拥有工厂用地和住房，这些都是宝贵的资产。
这六家机构组成宪法第五附表所列的法定机构及政联公司（GLC）。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拥有其他法定机构和资产，例如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画作收藏。
2. 储备金有多少钱？
储备金有多庞大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但李总理说，我国的储备金足以应对多数情况。“它足够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为我们提供可观的支持，并增加政府收入。实际上，我们五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储备金。”
但在灾难来临之际，储备金是否足够是个问题。“所以我不会问储备金是否足够，我会问的是，我们是不是能节约地使用这笔钱，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它逐年递增。”
知晓储备金数额的，只有几组人。一是负责监督政府财政的部长，也就是总理、财政部长以及参与其中的团队；二是参与管理储备金的财政部官员。
总统是保管国家储备金的第二把钥匙，因此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也会知道数额。政府会定期向他们汇报情况，并回答提问。
3. 如何建立储备金？
储备金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多年来政府也不断改善运作模式，从创立淡马锡控股到GIC，以及之后推出保管国库的民选总统。
李总理说，建国初期，政府须插手开办吉宝船厂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等多家公司，否则没有人会那么做，因此当时政府和公司之间的界线不像现在那么分明。
1974年，政府决定创立淡马锡控股，接管政府公司。李总理说，如此一来，政府便不能要求政联公司帮忙，公司也不能借由身份向政府部门要求特殊待遇，以避免公司失去商业和市场纪律。
1981年成立GIC的历史背景则不同。当时金管局负责管理外汇储备和汇率，经济情况良好使政府有盈余，金管局的储备也累积了起来。
不过，金管局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基金经理，时任金管局主席吴庆瑞决定将基金经理和中央银行的角色分开，把金管局不需要的资金转交给GIC管理。由于GIC可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可以获得比金管局更好的回报。
随着储备金的壮大，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库需要第二把钥匙，这最先是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出。
令李总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李光耀说，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流氓政府”，一切都完了。
李总理说：“这也是我们解释和推销这个概念的方法，若有一天大选出现异常，国家由错误的团队领导，有个想劫掠储备金的流氓政府，那么世世代代新加坡人的毕生积蓄就将在一个任期内化为乌有。因此，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政府1991年修宪确立民选总统制度，并于1993年迎来首个民选总统王鼎昌。总统有权就涉及国家储备金的财政事务行使否决权，但须征询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意见。
王鼎昌认为，政府不应花完所有来自储备金的收入，而是应该留一些给后代。“我们不如就五五平分，现在用一半，另一半留给未来。”
虽然这看似随机（arbitrary），但李总理说，这一代和下一代对半的分法，就像歌曲《一人一半》一样，能产生心理共鸣。后来在做计算时，也证实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4. 何时动用储备金？
政府曾两次动用储备金，第一次是在2008年全球暴发金融危机之际，第二次则是刚过去的冠病疫情。
2008年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投资银行先后倒闭，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多地政府因担心银行体系崩塌，开始为银行存款提供政府担保，这意味着即使银行倒闭，还有政府当靠山。
同年10月，李总理对时任金管局主席吴作栋说，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如果新加坡没有像香港那样为银行提供担保，即使我国银行体系没问题，存款也会转移。
问题是担保的钱要从哪里来？李总理和吴作栋找上了时任总统纳丹，请求他批准政府动用1500亿元储备金，从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间为新加坡银行体系的存款提供担保，最终这笔钱分文未动。
可是经济危机还未结束，一场严重的风暴即将登陆。为果断作出反应，2009年李总理将原定2月出台的财政预算提前到1月，并推出协助企业保住员工的雇用补贴计划，以及鼓励银行贷款给企业的特别风险分担计划。
纳丹当时批准政府从储备金中提取49亿元来资助这两项举措，随着经济局势快速扭转，政府之后也将动用的资金全数归还。
2020年一种奇怪的病毒意外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疫情，李总理说，相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冠病疫情规模巨大，并且来得更加突然。“我们从未须要如此迅速和反复地作出反应，但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
政府2020年2月宣布齐心共进预算案（Unity），又在之后的三个月，分别推出同舟共济（Solidarity）预算案、坚毅向前（Fortitude）预算案和坚韧团结（Resilience）预算案。
2020至2022财政年间，政府提取近400亿元渡过疫情难关。李总理说：“我不认为我们有可能将这笔钱还回去。”
“幸运的是，我们有资源可以这么做。我们走出了危机、保住新加坡人的工作、照顾到他们的生计，而且不用负债。”
5. 储备金有一天会用完吗？
人们对储备金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可以用是否“足够”来衡量这笔钱，如果超过所谓“足够”的储备额，就可以把多余的钱花掉。
李总理说，他无法预测来年股市的走势，或会不会爆发战争，也不知道出现不利情况时需要多少资金应对。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政府也没想到会需要四五十亿元。“我不知道储备金多少才算足够。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
他认为，更务实的想法，是把储备金视为未雨绸缪的资金。“如果不下雨就不碰它，晴天如果可以就往里面多放一些。”
“不论储备金有多少，我的态度一直是在可以的时候多累积一点，下一代才能比我们现在更安稳。”
目前我国投资回报增速放缓，开支需求急剧增加，到了2030年，我国也将成为超高龄社会。“我们必须确保能以可持续的方式自给自足。”
李总理说，政府的挑战是让新加坡人明白个中考量，从而及早采取行动巩固财务，防患于未然。“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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